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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报、东南网、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03-28）：国人，你为何如此爱面子？——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翟学伟谈耻感文化<hr>发布日期:  2017-03-28                            作者： 本站编辑                            阅读： <hr>□本报记者 林升文   
   
众所周知，国人特别爱面子，有一句话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个现象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社会学者研究发现，对中国人来说，在社会生活中面子最为重要。那么，中国人为何如此爱面子？   
近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翟学伟应邀为福州大学旗山群学讲坛（第14讲）作“耻感与面子：中国人行为模式再探”讲座，并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富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与2000多年儒家思想的熏陶分不开，儒家思想倡导“礼、义、廉、耻”，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含蓄、注重个人品行的风格。所以我们爱面子，关心自己的品行，关心周围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爱面子不是坏事，但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程度就不好了。   

◆读懂某些“奇怪”“荒谬”就读懂了社会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指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到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一个不经意的描述，但是对翟学伟教授的研究却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要解释中国人的有关耻感的国民性的时候，应该选择怎样的参照系呢？翟学伟教授说，自己的比较对象不在东西方，而在东方文化内部进行比较。   
耻感文化不是中国唯一具有的，而是西方对东方的定义。本尼迪克特在讲述东方文化时使用了耻感，描述西方则使用了罪感。在正式研究之前，需要对耻感和罪感进行界定。耻感一般是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产生的，与外部的观察有关，而罪感则是无论他人是否在场，只要自己认为有问题，就会由内心自发产生，强调的是自我。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希望把个人事件同整个社会相连接。而翟学伟教授的看法是，其具体的连接方法之一还可以是将某事例与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容忍度相勾连，并由此发现社会的预设与运行。社会容忍度通俗地讲就是社会规则运行的底线和上限。一种在某个社会无所谓的举动换一个社会也许就会有所谓，也许会很严重，甚至被禁止。由此，研究者给出一个事例或者故事，也许并不是要表示这个例子具有代表性，而是想表示这个社会会“奇怪”或“荒谬”到什么地步。读懂了这些“奇怪”或“荒谬”，也就读懂了这个社会。   
翟学伟教授说，比如二十四孝的故事在现代社会是“奇怪”或“荒谬”的，但读懂了它的“奇怪”或“荒谬”才能读懂中国传统社会。其实，包括中国古人在内，没有人认为这些故事是有代表性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孝道实质的理解。   

◆中日耻感文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几乎所有比较中日耻感差异的学者，都试图说明日本人重视耻，中国人重视名。因为中国人重视名就好面子。   
翟学伟教授认为，以脸面研究作为进入耻感文化的入口是合理的，因为它与耻、荣辱、名声等概念相关度极高。如果单从耻来认识脸面的重要性，会导致轻率地下结论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爱面子，差别只源于各自的历史、政治或者宗族和集团等不同。可难道因为这些不同，就造成了耻和名的差异？这些疑问直到翟学伟教授亲历了在日本的几件事情才开始释然，发现一些看似细微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才是需要“较真”的地方，它们导致看似相似的社会行为其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翟学伟教授用自己在日本吃、住、行的三次经历，来描述中日耻感的差异。   
2010年初，翟学伟教授应邀前往日本讲学。因为不懂日语，邀请他的日本教授特意指派一名能说汉语的日本硕士生做向导，还把自己的一套公寓房让给他住。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出于礼节，翟学伟教授与三位日本师生一起吃了一顿韩国餐。服务生端上了小烤炉和生肉片，他们开始将肉片放在炉上烤。第一片烤好了，日本教授礼貌地将它放到翟学伟教授的碗里。其实，他不吃这样的烤肉，只好硬着头皮勉强吃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放到自己的碗里。要离开时，日本教授盯着他的碗说：“翟老师，你那片肉为什么没吃掉？”他只好说：“我已经吃饱了。”没想到日本教授又说：“如果你不想吃的话，我让我的学生把它吃掉。”这让他羞愧难当，连忙道：“不，不，那片肉我吃过一口。”这才作罢。   
翟学伟教授回到日本教授的公寓房里，与那个当向导的日本学生聊天。他起身穿上拖鞋去上卫生间，见卫生间里还放着一双拖鞋，便换上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日本学生指着他的拖鞋说：“老师，你怎么能把卫生间的拖鞋穿到房间来呢？请你回去换一下。”   
几天后，翟学伟教授与日本学生出去游览，需要坐好几站地铁。那个当向导的日本学生因为中途有事，决定把翟学伟教授送到站后再移交给另一个同学。坐在地铁上，翟学伟教授让那个学生打电话与同学联系一下。可他到站后才打电话，打完后说，日本人不在地铁里打电话。   
翟学伟教授说，在饮食上，中日都提倡节俭、不浪费，但在践行上是不同的，自己到日本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一块隐藏在碗里的肉，让他首次感受到日本人“不给面子”。在住宿上，日本教授热情地为翟学伟教授让出了住房，但一双浴室的拖鞋却再次让他“失了面子”。最后翟学伟教授出去游览，当向导的日本学生坚守在地铁不打电话的行为，再次给他一次“丢面子”的经历。   
通过这些经历与理论比较，翟学伟教授深深感受到了中日耻感文化的差异。从理论上讲，处于耻感文化里的人们，本以为要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必须先从自己有品德、有修为做起。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也是这样要求的。在中国，是否给面子取决于两个人的关系是否紧密，大家是否是“自己人”，这与日本的耻感文化差异更加直观了。事实上，中国的耻感有时候是看别人给不给你面子，是一个脸面问题。   


全文见福建日报：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7-03/28/content_1013073.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