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日报（2020-06-0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

福建日报（2020-06-0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hr>发布日期:  2020-06-08                            作者： 刘志坚                            阅读： <hr>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法治”是高频词之一，在《决定》安排的13项基本制度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决定》进一步明确将这一总抓手作为目标要求，并细分为“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质上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筹全面依法治国，将静态的立法转为动态的五大法律运行体系，让法律制度真正变成法律治理能力。如何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角度，深入系统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可以从五大法律运行体系来理解。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法律规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的起点和前提是有法可依，有良法可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从《决定》来看，“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是“完备”。具体来说：
一是通过法律的立改废，促进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完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常态化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规制漏洞。例如，在应对突发事件，预防重大公共卫生、公共安全问题等方面都存在一些迫切需要填补的法律漏洞。很多社会问题逐步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问题，首先就是各种立法和修法工作。
二是立法质量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往在立法过程中渗透了很多部门立法的因素，具体职能部门作为立法草案的主要来源，有时将部门的利益和权力渗透到立法文本之中。立法征求意见的范围窄、探讨不够、管用条款不多、义务条款多、法律责任少等问题时有发生。《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强化党对立法的领导，是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破解立法工作部门化、碎片化、片面利益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党领导立法，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强大的组织力，将立法工作前置到人民群众中，既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也可以破解立法单靠职能部门的尴尬局面，让形成完备法律规范体系工作有了坚强领导,为全面依法治国打牢法制基础。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依托
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首先在于法治得到全面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目前，我国有法律25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9000多部、行政规章11000多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法律体系不等于法治体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法规没有被遵守和执行，有些偏软、偏虚的法规往往起不到有效的规制作用。无论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公民在法治实施方面，都面临着不少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障碍，甚至出现了一些“红头文件”和法规明显违反宪法。
党中央抓住了法律实施的要害。《决定》推动了我国从立法阶段全面转向法律实施阶段，着力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从“中国之制”发展到“中国之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飞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例如，《决定》针对宪法全面实施，提出“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将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宪法审查的范围，为依法行政打牢坚实的基础，可以有效地防范一些地方“立法放水”，以“红头文件”乱行政，侵犯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说，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运行架构，是实现“法制”向“法治”转变的关键环节。
◆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法治监督体系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权力监督制约、纠偏矫正的重要功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决定》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做出全面部署。从本质上看，法治监督体系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交叉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结合部。《决定》对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做出了部署。
一是《决定》提出“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对此，国家出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规，筑牢“公权力监督之墙”。
二是《决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刑事责任追究”。广铸“公益诉讼之剑”，在食品和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重大民生领域实施超出损害数额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对违法犯罪分子给予重大的经济惩罚，予以极大的震撼，筑牢“民生监督之墙”。
三是《决定》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体制机制上着力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守法监督的“头雁”作用和群众守法护法的基础，筑牢“干部群众监督之墙”。
这种环环相扣的法治监督体系对于公权力制约监督和合法权益保障具有重要作用，是全面依法治国有序推进的重要链条。
◆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法治保障体系既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人财物等保障，也提供了制度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在《决定》中着重就“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作出安排。具体来说：
一是保障司法公正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晴雨表”。现今，大量社会矛盾以案件的形式出现，司法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的权威在于公正，失去了公正会把矛盾推向社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决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着力完善全面依法治国的司法保障制度。
二是保障执法公正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是全面依法治国能否落实落细的关键点之一。《决定》提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这些顶层设计已经逐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流程，成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定海神针”。例如，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对查封扣押财产、强制拆除等直接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要推行全程音像记录”。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依据
党内法规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依据。党员领导干部处于我国公权力运行体系的主导地位，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键少数。党内法规在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防微杜渐、惩治违法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党内法规前置于法律惩处之前，既严于法律，又与法律密切分工配合，对党员领导干部起到极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章》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多项党内法规逐步完善，渐成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内将法律与党内法规建设一体推进，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依据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路径。《决定》不仅提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要求，也部署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党内法规的法律属性，以法治化的方法促进党内法规不断走向完善，让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成为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法宝”，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硬杠杆。
当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其他制度安排中，还渗透了不少法治化的方法，这些都可以统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该体系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干。我们要善于从该体系中寻找社会治理问题的解题工具，综合运用立法、执法、法治监督和保障、党内法规等多种工具，塑造本地区、本部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作者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教育法制化研究”（EEA160435）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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